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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法是解決體育賽事節目權利屬性的有效途徑
     2019-06-03   【  

    近日,在由中國法學會知識產權法學研究會和中國法學會體育法學研究會聯合舉辦的“中國知識產權與體育高峰論壇”上,NBA中國高級副總裁兼首席法務官黃雅麗女士介紹,在5月11日結束的一場美國NBA季后賽西部賽區半決賽中,在線觀眾達1100萬之多。一場體育賽事有如此之大的商機,這就不難理解體育賽事組織者為何要不懈地將知識產權保護與體育賽事聯系起來,并試圖通過深入的研討找到解決體育賽事知識產權保護問題的有效途徑。

    不可否認,知識產權與體育賽事有其內在關聯性。知識產權是一個體系化的概念,包括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以及商業秘密、反不正當競爭等。筆者認為,在知識產權與體育賽事的相互關系中,著作權是關聯性最高的知識產權權利種類。在著作權與體育賽事的關系中,首要的問題是利益主體多元化,涉及體育賽事的參與者、體育賽事的組織者、競技體育作品的創作者和競技體育作品的傳播者。這些利益主體都希望成為著作權法律調整的主體,而且希望自己的利益都能在《著作權法》中得到體現,因此他們極力在現行著作權法律制度和未來的著作權法律中強調自己利益的正當性,并為此開展全力論證。

    此外,司法審判機關和行政監管部門為了認真履行有關體育賽事著作權保護的司法審判和行政監管職責,以及法務工作者為了維護其委托人的利益,也參與到討論中來。筆者認為,這種討論既是及時的,也是必要的。但到目前為止,各方對討論尚未形成共識,并有復雜化的趨勢。有觀點認為,按我國現行《著作權法》的規定,解決不了當下體育賽事面臨的著作權保護問題,因此應該修改法律,在《著作權法》中為競技體育的參與者、體育賽事的組織者、體育賽事作品(主要指聲像畫面)的創作者以及體育賽事節目的傳播者設定專門的權利。筆者認為,這種觀點希望把體育賽事涉及的所有相關利益關系問題都通過《著作權法》來解決,具有極大的功利性色彩,不符合著作權保護的基本原理,反而會將現行《著作權法》基本能夠解決當前體育賽事面臨的著作權保護問題復雜化。

    對于知識產權與體育賽事之間關系的問題,筆者將從以下四個方面談一談,供讀者參考。

    體育和體育賽事不是著作權保護的客體,但是基于體育或體育賽事活動可以創作和產生著作權保護的客體

    筆者認為,體育是以人的體力和智力運動為基本手段,以增強和提高人的體能、體質和智能為目的的社會活動;體育賽事(競技體育)則是以優勝和錦標為目的的體育活動。包括體育和體育賽事在內的任何社會活動,以及任何社會的客觀存在都不是著作權保護的客體,著作權保護的客體是人創造的智力成果,即人的具體思想表達。但是,任何社會活動和社會存在都可以成為作品創作的元素和題材,并通過人的智力活動產生受著作權保護的客體。

    比如“中國知識產權與體育高峰論壇”,它作為一種學術活動,其本身不是著作權保護的客體,不受《著作權法》保護。但是,如果論壇主辦方據此整理出一個會議紀要,以及主講嘉賓的書面發言、點評嘉賓的即席點評、攝影愛好者拍攝的論壇照片、主辦方攝制的論壇聲像畫面等,作為具體的思想表達都可能成為著作權保護的客體。同理,根據特定的體育賽事活動,人們可以寫出文字報道,也可進行現場解說,還可以進行圖片拍攝和聲像畫面攝制,形成具有鮮明特點的思想表達,成為著作權保護意義上的文字作品、口頭作品、攝影作品、電影作品或錄像制品,受到《著作權法》的保護。因此,體育賽事與著作權保護既有區別,又有聯系,兩者性質不同,但彼此相互關聯,具有內在邏輯關系。凡是基于體育賽事元素創作的作品,現行《著作權法》都能給予充分有效的保護。

    體育賽事雖然不是著作權保護的客體,但體育賽事組織者可以影響甚至控制基于體育賽事活動創作和傳播的相關作品

    體育賽事具有極高的商業價值,這種商業價值首先體現在體育場館的物理空間,體育賽事組織者可以利用其特定的物理空間收取門票、投置廣告獲得經濟回報。但是體育賽事的商業價值不僅僅限于有限的物理空間,對于地域分布廣泛且人數眾多但不能親赴現場觀看體育賽事的消費者,其具有極大的商業市場。如何將體育賽事的商業價值從有限的物理空間擴展到無限的廣闊市場,是體育賽事組織者必須思考的問題。

    現代傳播技術和手段破解了這一難題,有效地拓展了體育賽事的商業價值空間。通過現代傳播技術與傳播手段傳播體育賽事節目經歷了報紙、廣播、電視、網絡4個發展階段。正是現代傳播技術的運用,通過文字、聲音、照片、聲像畫面突破了體育賽事商業價值受困于特定物理空間的瓶頸。而這些文字、聲音、照片和聲像畫面已經不是對特定物理空間正在進行的體育比賽簡單、被動和機械的呈現,而是融入了創作者的思想表達和情感選擇,不同的創作者可以基于體育賽事的基本元素創作出不同的文字、聲音、照片、聲像畫面,給廣大受眾提供全新的內容表達,形成了著作權保護的客體。

    當然,任何人要想基于體育賽事活動創作和傳播作品,基本前提是獲得體育賽事組織者的同意(許可)。因為體育賽事具有商業價值,按照對價原則,任何人任何組織都不應該無償占有他人的合法資源。沒有體育賽事組織者的許可,任何人任何組織都不可能合法地進入體育賽事場地,即使進入了也不可以對體育賽事活動進行現場解說、拍照或者攝制聲像畫面。因此,體育賽事組織者有權利控制和支配基于體育賽事活動創作和傳播的作品。

    至此,就體育賽事而言已經出現了兩種不同性質的權利,一種是體育賽事組織者對體育賽事資源的控制權,即許可他人進入體育賽事現場,對正在進行的賽事活動進行使用(主要是拍攝照片和攝制聲像畫面)和傳播的權利。這種權利基于對體育賽事資源的占有,而非對作品的創作,是一次性權利,對同一客體來說不能重復使用,賽事存在權利存在,賽事消失權利消失。比如,中超足球聯賽的轉播權5年能賣出80億元人民幣,不是基于對作品的創作,而是基于對中超賽事資源的占有。如果有人未經中超足球體育賽事組織者的許可,進場偷拍了中超現場比賽的照片或聲像畫面,實際上是侵害了中超賽事組織者對中超賽事資源的占有權,而非對作品的侵害,其行為不應該受《著作權法》規制。另一種是作者基于創作作品產生的著作權,即作者基于體育賽事活動創作出相關的文字、聲音、照片、聲像畫面產生的權利。這種權利一旦產生,在相對較長的法定期限內可以在廣泛地域重復使用,也可以采用多種方式使用,受《著作權法》規制。

    有關體育賽事著作權保護問題的認識誤區

    基于體育賽事活動可以創作出文字作品、口頭作品、攝影作品、電影作品或錄像制品等《著作權法》保護的客體,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問題是在著作權保護的社會實踐中,人們并未對基于體育賽事活動而產生的文字作品、口頭作品和攝影作品的著作權客體屬性產生質疑,但單單在聲像畫面表達問題上,對其是否構成《著作權法》保護客體眾說紛紜、觀點各異。為什么出現這一現象,筆者認為主要是在認識問題上出現了以下幾個誤區:

    第一,以“直播”不滿足“固定”的構成要件為由,否定體育賽事聲像畫面表達的作品屬性。有觀點認為,“直播”涉及的體育賽事聲像畫面表達滿足不了電影作品“固定”的構成要件,所以不能構成電影作品,不應受到著作權保護。筆者認為,首先,“直播”只是一種傳播作品的手段,而非創作方式。一個受著作權保護的客體,是通過紙質(書報刊)傳播,還是通過廣播、電視或網絡傳播并不影響其作品的屬性。就廣播電視或網絡傳播手段而言,是邊攝制邊傳播(直播),還是先攝制后傳播(延后播出),同樣改變不了被傳播作品的性質。具體講,“直播”與否,改變不了體育賽事聲像畫面表達“有伴音或者無伴音連續畫面”的《著作權法》保護客體屬性。所以,以“直播”為由將聲像畫面表達排除在作品之外,從理論和實踐上看都是不成立的。

    其次,關于“直播”與“固定”的關系,任何人都可以認為“直播”不能算“固定”,因為它就是一種傳播作品的方式,與創作作品無關,沒必要將其與作品的“固定”與否聯系在一起,更不能以“直播”這種傳播方式來判斷體育賽事聲像畫面表達的“固定”與否。其實“直播”的體育賽事聲像畫面表達是否“固定”,根本就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事實問題。如果體育賽事聲像畫面表達的攝制者,能夠隨時向司法審判機關、行政監管部門或者社會提供與“直播”的體育賽事聲像畫面表達完全相同的有形介質,毫無疑問體育賽事聲像畫面表達已經完成了“固定”,符合作品“固定”的要件,反之則不能證明其“固定”,不符合作品“固定”的要件。但在已經提供與“直播”聲像畫面完全相同的有形介質的情況下,如果還有人堅持說“直播”的體育賽事聲像畫面表達不構成“固定”,只能說明其視事實而不顧了。

    第二,以“獨創性”不夠為由,否定體育賽事聲像畫面表達的作品性質。有觀點認為,體育賽事聲像畫面表達在攝制時因在選擇、編排等方面個性空間有限,達不到較高獨創性高度,至少不能構成電影或類電作品。筆者認為該問題涉及對“獨創性”的認識問題,即“獨創性”是指“獨立創作”,還是指“創作高度”,在此問題上,目前學界存在不同認識。

    筆者是贊同“獨立創作”觀點的,理由是,只要是作者獨立完成而非剽竊他人的思想表達,就應該構成著作權保護的客體。在這個問題上,其他國家的著作權法律中有清楚的表述,如法國知識產權法典111-1條規定:“智力作品的作者,僅僅基于創作的事實,就該作品享有獨占的及可對抗一切他人的無形財產權。”該法典112-1條進一步明確:“本法典的規定保護一切智力作品的著作權,而不問作品的體裁、表達形式、藝術價值和功能目的。”巴西、埃及、俄羅斯等國家也在其著作權法律中作出了類似于法國法律的規定。這些國家都沒有對著作權保護客體提出創作高度的要求。當然,有人會說筆者是在有選擇性地引用所謂的依據。筆者承認閱歷有限,不可能查閱或提供更多國家有關作品構成要件的依據。但可以肯定的是,在筆者所閱讀過的著作權國際公約和外國法中,確實查找不到有關作品必須具備創作高度才能成為著作權保護客體的任何規定。筆者曾經在其他文章中闡述,所謂以“創作高度”認定作品構成要件的致命缺陷是其缺乏客觀的認定標準,而以主觀意念來確定作品的屬性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從而導致部分人的思想表達被人為因素排斥在著作權保護之外。

    再回到體育賽事著作權保護問題上來。有觀點將獨創性的高低與否,作為判斷體育賽事聲像畫面表達是否是電影作品或錄像制品的標準。筆者認為,這種觀點犯了邏輯性錯誤。大家知道,按照我國《著作權法》規定,電影作品與錄像制品分別受著作權和鄰接權保護。著作權保護是基于人們創作作品付出的智力貢獻,而鄰接權保護是基于作品使用者在使用作品過程中做出的新智力貢獻。兩者的保護前提是不同的,不能以所謂的創作高度來劃分兩者的關系。

    具體來講,鄰接權保護的客體與創作高度無關,其有再高的創作高度也上升不到著作權保護的地位。在此,我們拿受著作權保護的匯編作品與受鄰接權保護的錄音制品來做一比較。就所謂的創作高度來講,前者要明顯低于后者,因為前者的創作僅僅需要對已有作品甚至不構成作品的數據和材料進行選擇和編排,按照出版界的話講,“剪刀加漿糊”就能構成著作權保護的客體,不需要太高的創作高度就能完成。而錄音制品的制作,不僅僅是對原始聲音的錄制,而是將曲譜變成聲音。在具體制作過程中,首先要選擇演奏者和演唱者,并為其配器配樂,將簡單曲譜改編成適合演奏、演唱的復雜和弦曲譜,然后才能進入錄音棚錄制,沒有很高的音樂造詣,是不可能將音符變為動聽的聲音的。但如此之高的創造性成果,僅僅因為錄音制作者是音樂作品的使用者,只能享受鄰接權保護。如果按照創作高度的標準來劃分受《著作權法》保護的程度,顯然兩者的關系應該掉過來,匯編作品受鄰接權保護,而錄音制品受著作權保護。但這是違背著作權與鄰接權的保護原則的,也是根本行不通的。因此,體育賽事聲像畫面表達著作權保護的認定標準,不應該是所謂的創作高度,也不應該是所謂選擇、編排的空間的多寡,而是應該回歸到是否是獨立創作而非剽竊他人的智力成果的認知上來。

    第三,以“體育賽事聲像畫面表達雖然構成著作權保護的客體”,但以其不在“《著作權法》第三條列舉的范圍之中”為由,將其排除在著作權保護之外。在此問題上,筆者不再做更多的法理分析,只想讓持上述觀點的人回答一個問題:游戲是不是作品?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它明顯不在《著作權法》第三條所列的作品范圍之內,是不是也不應該受到《著作權法》保護。而在實踐中,無論是司法審判機關還是行政監管部門都未否定其著作權保護客體的地位,這又如何解釋?當然,持上述觀點的人會說,可將游戲拆分,將其有關“程序指令”部分歸類于計算機軟件作品,有關“文檔”部分歸類于文字作品,有關“人物、動物形象,場景設計等”部分歸類于美術作品,問題就解決了。那按照這一邏輯,體育賽事聲像畫面表達完全可以歸類到電影作品,只要其符合“攝制在一定介質上,由一系列有伴音無伴音的畫面組成,并能借助適當裝置放映或者以其他方式傳播的”電影作品的構成要件,不也可以將其歸類于電影作品嗎?筆者認為,在具體的社會實踐中,認定某個思想表達是否構成《著作權法》所保護的作品,不應拘泥于其是否在《著作權法》第三條列舉的作品范圍之內,而應看其是否符合“文學、藝術和科學領域”“具有獨立創作性(原創性)”“能被有形載體固定”這3個構成要件。這種認定既不與現行《著作權法》的規定相沖突,也更符合《伯爾尼公約》第二條,關于“文學和藝術作品是指文學、科學和藝術領域內以任何方法或形式表現的一切產物”的客體保護精神。

    《著作權法》現行規定帶來的困惑

    筆者在文章的開頭,就表明了現行《著作權法》“基本”能夠,而不是“完全”能夠解決體育賽事面臨的著作權保護問題。“基本”與“完全”兩字之差,說明我國《著作權法》在應對體育賽事有關著作權保護方面還存在不足。其主要表現為,現行《著作權法》在設定權利保護客體時,用十分近似的“有伴音和無伴音的畫面組成”和“有伴音和無伴音的連續相關形象、圖像”的表述分別定義了電影作品和錄像制品。前者被界定為著作權保護的客體,后者則為鄰接權保護的客體。這樣的規定,給人們對某些具體客體的屬性做出不同的解讀留下了較大的自由空間。就拿體育賽事聲像畫面表達來講,其本質上屬于“有伴音和無伴音組成的畫面”,能夠同時滿足電影作品和錄像制品的內容構成要件。這樣的結果,在實踐中會出現體育賽事聲像畫面表達該如何歸類的認知分歧和認定困惑。當然,電影作品與錄像制品在文字表述上是有差別的,電影作品強調的是“攝制”,屬于創作行為,錄像制品則強調的是錄制,而“錄制”涉及的“錄音”和“錄像”,在《著作權法》的語境中,受復制權控制,是復制權七種復制方式的兩種形態,不屬于創作行為。但是這種表述上的差別并沒有在《著作權法》及其實施條例的規定中進一步解釋和澄清,不足以解決體育賽事聲像畫面表達是作品還是制品的認知分歧。

    因此,要從根本上解決基于體育賽事攝制的聲像畫面表達的權利屬性,修改法律成了解決問題的唯一路徑。基本的辦法是,在《著作權法》中取消國際公約以及世界各國、各地區鮮有使用的“錄像制品”的概念,并將電影(類電)作品概念調整為“視聽作品”。這樣一來,長期游離在電影作品與錄像制品之間的基于體育賽事攝制的聲像畫面表達的權利屬性認定困惑就破題了。

    當然,筆者的觀點僅僅是一家之言,沒有必然的正確性。如果筆者所持觀點存在問題,就當是拋出的一塊“磚”,也希望這塊“磚”能引出真正的“玉”來。筆者特別期待與持不同觀點的人,進行交流碰撞,最終找到解決問題的科學答案。

    (作者系原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政策法制司司長)

    作者:王自強 來源: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 發布時間:2019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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